国际残疾人日 | 共融：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探索
序言
2023年12月3日是第32个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主题是“构建共融社会，实现平等机会”。残障共融已经成为了保障残障人士权力的重要方针和主流趋势，包括教育融合、社会融合、职场融合等多个方面。
本文中，我们将使用“残障”而非“残疾”。“残疾” 指的是“身体不健全，不完整的人”，将残障解释为一种疾病，注重的是个体本身。而“残障”侧重于障碍，即在工作、生活、社会参与中面临的阻碍，并非个体的自身能力受限，而是外界的不包容和歧视，导致了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活受限。
我国残障人士的就业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其中心智障碍者就业更是难上加难
我国残障人士真实就业率低，已就业的残障人士整体就业质量不高。
根据我国残联《2021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81.6万人，其中按比例就业81.8万人，集中就业26.8万人，个体就业63.5万人，公益性岗位就业14.8万人，辅助性就业14.3万人，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250.3万人，从事农业种养加工430.1万人。根据数据统计来看，我国残障人士的平均就业率约为50%。
从数据上看，一半左右的残障人士实现了就业；但实际上，大多数存在就业、但并没有工作的现象，真实就业率较低。上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即“残保金”制度，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未能按规定安排残障人士就业，就需要按比例缴纳残保金。其初衷是为了促进残障人士就业，但现实中，很多单位出于对残障人士和残障用工的不了解或偏见，宁可选择缴纳高额的罚款，也不愿雇佣残障员工。还有一部分单位选择与劳务公司合作，采用残疾证挂靠的形式——残障人士不需要到企业上班，只需要“挂靠”企业，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及社保——以避免缴纳高额的残保金。现在，这些劳务公司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链，为残障人士的就业率源源不断地贡献不真实的比例。
由于具有明显的能力差异性，不同的残障类别在就业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也有明显偏好，通常首选身体残障类别。在所有的残障类别中，心智障碍人士在招聘和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心智障碍主要包括自闭症、脑瘫、唐氏综合征和智力发育迟缓四类，存在着沟通、学习和社会互动等障碍，使得心智障碍者在工作中可能存在难以理解复杂的指令、难以灵活面对变化、难以独自完成复杂的工作程序、沟通不当等情况。在非心智障碍者看来非常简单的工作，在心智障碍者眼里却可能难于上青天。也因此，心智障碍者的求职和就业之路会非常坎坷。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状况和需求调研报告》指出，在广州，16岁及以上持证的心智障碍者为2.4万，16至4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为41%，虽然有能力在支持下进入校园完成学业，但整体就业率却仅有4%。
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
是一种可能，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障碍问题并非个人之过，而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需要针对问题系统，通过社会支持网络，调动各类资源解决问题。对于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问题也同样如此。作为资源和权力极度匮乏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需要完善的支持链条和强大的支持网络，并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以应对就业路径上的各种挑战和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特殊教育工作者马克·戈尔德（Marc Gold）首次提出了支持性就业（Supported Employment）的思路。他提出“换一个思路”的理论构想，假设“如果接受积极的辅助性支持，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会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任务”。正是这样一个开创性的思路启动了心智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的新途径。
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支持性就业的国家，美国法律对支持性就业的表述是“在融合的工作场所从事具有竞争性的工作”（此处的竞争性指的是在工作环境中多数员工为非心智障碍者/非残障人士）。为了让残障人士能够胜任，需要持续的支持，才能完成就业。这一定义逐渐为世界各国采用。
在欧洲、加拿大等国的情况表明，在传统的教育和就业模式下面，智力障碍者面临着就业困难，以及很高的失业率。传统的日间活动或看护中心与庇护性就业的机构提供了不成功的例证。日间活动或看护中心与社会隔离，导致残障人士被排除在常态社会生活之外。庇护性就业（Sheltered Workshop）是一种隔离式的就业安置，通常将残障人士安置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简单的工作。这种模式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一种就业的机会，比日间活动中心更有积极性，但是庇护性就业得不到有效的劳动保护，工作效益低，导致工作报酬低，投入-产出率低，因而不是心智障碍者就业的有效模式。而支持性就业通过同工同酬、社会融合以及个性化和持续性的支持规避了上述的问题，具有绝对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支持性就业在国际上逐步成为残障人士，尤其是心智障碍者青睐的就业方式。
许多人不禁要问，心智障碍者存在沟通、理解和社交等障碍，又如何能够在竞争性的职场环境中就业呢？
单靠心智障碍者自身的力量肯定难以实现，因此一些外部支持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职业叫作就业辅导员。就业辅导员可以评估残障人士的工作能力，匹配岗位，在心智障碍者转衔和上岗的的阶段持续提供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比如，就业辅导员可以帮助心智障碍者理解复杂的指令，将工作程序切分为小的、方便操作的步骤，帮助心智障碍者理解社交礼仪等。再比如，企业有意愿招聘心智障碍者到岗工作，但不了解心智障碍者适合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哪些支持，就业辅导员就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和心智障碍者的能力，开发出新的岗位，或者对已有的岗位进行适应性的改造，并推荐合适的心智障碍者上岗。同时，就业辅导员可以帮助同事了解心智障碍者群体，推动企业建设融合文化等等。此外，就业辅导员还会协调心智障碍者、企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问题和矛盾，共同形成对心智障碍者就业的支持网络。
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心智障碍群体
支持性就业的探索和尝试
2000年前后，中国首次采用支持性就业模式，成功支持四川郫县（现为四川成都郫都区）的两名心智障碍者实现上岗。此后一直没有较大范围的推广和运用。2007年，国内开始较大规模地推进“温馨家园”的建设，成为残障人士日间的康养、活动中心。随后，社会组织从台湾地区学习职业重建系统，并在大陆地区开展实践，出现极少数的支持性就业案例。
近些年，中国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社会公益组织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心智障碍支持性就业探索实践。
在政策上，国家通过出台《“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单位落实残障人士就业，并加大资金保障。同时，国家通过《“十四五”参加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要求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师资队伍培养，并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 纳入《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2年版），建立职业标准。
与此同时，许多社会力量开始尝试为心智障碍者的融合就业带来更多可能。
比如位于江苏太仓的中德融创工场，就是一家致力于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工场成立于2014年，借鉴了德国“帮助生命”（Lebenshilfe）的模式，结合太仓德国企业聚集的优势，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模式——心智障碍者在工场中开展汽车和电器行业的零配件加工，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帮助心智障碍人士实现就业——在中德融创看来，只有参与到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提供真正有市场需求的服务，才是可持续的。在过程中，中德融创为心智障碍者进行职业培训和支持，在职场中设置无障碍的工作环境，并利用可视化系统和智能化管理软件辅助心智障碍者办公。迄今为止，中德融创工场已雇佣了40多位心智障碍员工，并支持30多名残障人士进入普通企业工作。中德融创也意识到，如果仅仅靠自己一家工场，只能影响当地和周边很有限的心智障碍者和企业，需要让其他地区更多的企业、社会企业参与到其中。因此，中德融创开启了融合咨询和融合学院的项目，前者为企业开展残障融合用工提供专业服务，后者则通过培训的模式赋能行业人才，以及开展工作坊改变主流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态度。在融合咨询的支持下，珠海伟创力招募了18位心智障碍员工，为他们打造独立车间，打造出一条完全由心智障碍员工生产的融合生产线。
国际上成熟的支持性就业模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支持性就业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接受，日本的就业辅导员制度建立于21世纪初，德国首批支持性就业机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的第一个支持性就业项目开始于80年代，澳大利亚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始于70年代。这些国家都陆续发展出相对完整的支持性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未来支持性就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台湾地区，心智障碍人群的就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高中（职）残障学生，政府部门牵头搭建“以劳工为主，多部门协调”的心智障碍者的职业重建系统，主要由县市政府设置专人担任个管窗口，评估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意愿与能力，并转介至合适的社会服务机构。为方便管理，在受案之初就在系统中建立数据档案，不论后续如何转介，均可在系统中了解过往服务历程。
社会服务机构在接触心智障碍者后，根据心智障碍者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将他们介绍到一般性就业、支持性就业或庇护性就业三种不同类型的岗位。若有需要还可以提供职业培训和转衔服务，并帮助心智障碍者实现在三种类型岗位上的调整。丰富的支持模式，配套多元的就业渠道，完整的职业重建服务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了个性化和高适配性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心智障碍者开展长期稳定的就业。根据台湾劳动发展署统计，2016年残障青年就业转衔服务体系提供的有效求职推介率达到66.9%。
在美国，针对心智障碍的支持性就业依靠自身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形成模式化的服务流程，其特点在于专业性和全面性。心智障碍者从小处于相对融合的环境中，其对社会的适应度和社会对其的包容度都相对较高。从学校毕业后，他们可以到专门的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参与转介服务，机构会对心智障碍者开展深度的评估，包括个人的能力，天赋和爱好。然后，专门的就业支持团队会根据心智障碍者个人的情况，分析其合适的岗位以及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在匹配工作的阶段，不同的机构会有不同的侧重点。Best Buddies International是一家1989年在美国迈阿密建立、如今遍布14个国家107个城市的国际化非营利组织，专门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同伴支持、就业、领导力培训等服务。在融合就业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将心智障碍者安排在社区中或者居住地附近的地方开展工作。而Griffin-Hammis Associates（GHA），一家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支持性就业的机构，则更希望拓展当地小型的私人企业，而不是大型连锁企业。因为在团队看来，小企业有足够的灵活度对岗位进行个性化和适应性的改造，而不需要与庞大的团队和人资部门打交道。
在上述两个机构中，他们都不将这种支持性就业视为公益和慈善性质，因为他们都相信这对于企业、社会乃至国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GHA认为，他们在支持心智障碍者就业的时候，是在创造一个岗位，可以让心智障碍者发挥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企业创造利益。而Best Buddies International则通过数字证明了，心智障碍者通过就业除了可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收入外，还可以减少国家福利系统的支出，增加国家税收。
帮助心智障碍实现就业，是社会温度的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举措。这不仅仅是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残障人士就业道路上的绊脚石，也可以成为他们的自然支持者。
你的态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