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德观察

海洋覆盖了地球70%的面积，是一半以上已知地球物种的家园，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大气环境、食物和生计。

海洋健康关乎地球和人类的生存，但海洋健康现状却不容乐观。

今天是第十三个“世界海洋日”暨第十四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深德也借此契机，分享我们对国内外海洋保护工作的一些观察。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此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开始贯穿于整个涉海领域。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上了新的高度。

我国的海洋保护实践起步较晚，海洋健康状况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污染、气候变化带来的酸化与暖化、不负责的渔业行为、疏于管控的涉海工程及产业等多重威胁，导致海洋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甚至丧失。本文通过分享国际海洋保护的趋势与理念，以及国内的行业实践，希望更多相关方重视海洋议题，并尝试将相关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保护海洋的工作中去，共同提升海洋的健康与福祉。

国际海洋保护趋势

过去十余年间，国际社会对海洋保护的关注持续升温、行动意愿愈发增强，提出了多项明确的保护目标：

为实现这些目标，各国政府与环保组织都在积极行动。这些行动呈现出四个主要趋势：

趋势一：全球海洋保护领域依旧以政府资本主导，但公益投入日益活跃；私营部门相对保守、但开始尝试创新市场工具

官方背景的开发援助资金（Official Development Aid，简称ODA）是维护海洋健康（尤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据美国Candid.org统计，2011至2015年的全球ODA总金额约为71亿美金，对比约3.8亿美金的公益投入，其主导地位显著。

公益资本虽目前体量有限，但投入金额和资助者数量持续增长。从2014到2018年间，全球年度公益资助总额由3.74亿美元迅速增长至6.92亿美元，提高了85%，同期资助方数量也增加了41%。

私营部门目前对于海洋保护工作的参与整体较少，但在对利好的政策环境、参与模式及清晰化的投资回报路径进行观望的同时，也开始积极探索尝试多种创新市场工具，如海洋碳汇交易、蓝色债券、影响力投资等。

趋势二：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赢得广泛认同，多方协同机制也得到了不断探索

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PPP）模式为例，该模式良好地结合了政府方的财政资源、公共服务需求，和私营部门的服务能力、服务效率、机构发展需求，实现协同共赢。

塞舌尔通过跨部门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国家30%的海洋被保护”的承诺，成为海洋保护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2016年，塞舌尔政府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即TNC）达成“以自然还债 Debt-for-nature”协议，政府通过建立与保护新的海洋保护地（Marine Protected Area，简称MPA）、加大海洋资源保护，以及采取气候适应措施，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得到保护，塞舌尔约2, 160万美元的国家主权债务由此得到免除。

趋势三：综合、创新的干预手段的运用不断涌现，加速了海洋保护的进程

具有代表性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认证体系、交易机制、融资机制和科技创新应用。

认证体系通过对结果、过程进行认证，以明确的标准促进产业链提升。例如，获得MSC海产品捕捞认证，需要符合可持续捕捞、渔业对海洋生态体系的（最小化）影响、有效的渔业管理这三方面的标准。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越来越强，交易机制（尤其是碳交易）也日益受到重视。以海洋碳汇（即蓝碳）交易为例，通过保护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将其额外吸收和固定的二氧化碳进行标准化和量化，并按照相关规则将碳汇减排量进行交易。肯尼亚的“Mikoko Pamoja”项目就是全球第一个蓝碳成功交易的项目。在肯尼亚南部的Gazi bay，有117公顷红树林持续得到保护，每年交易约3, 000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超过32%的碳交易收入被投资于本地社区发展。

融资机制包含多种创新金融工具或手段，如蓝色债券、影响力投资等， 利用这些融资渠道，可以拉动私营部门参与海洋保护。例如，蓝色债券通过资本市场向投资者筹集资金，以支持对海洋能够带来积极的环境、经济和气候影响的项目，推动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此外，科技创新手段的应用也能够为海洋保护工作带来系统性的变化，如广覆盖（5G及遥感）、可追溯（区块链）、物种识别（AI）等，通过提高海洋相关工作的透明性，让数据聚拢各个海洋保护利益相关方，提升他们的参与度。以捕捞监测为例，Global Fishing Watch运用了卫星技术、云计算和机器学习，对于商业捕捞活动开展可视化、近实时的监测，目前已能提供超过65,000艘渔船的近实时信息，为科学研究、海洋保护政策倡导等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

趋势四：海洋保护地（MPA）的效能受到广泛认可，整体投入加大

海洋保护地可以保护物种和栖息地，重建海洋生物多样性，帮助恢复海洋生态系统，保障生态服务价值，其有效性已赢得各界共识。各国都在加速推进MPA的设立与管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也将受到MPA保护的海洋面积作为衡量海洋保护成果的核心指标。截至2021年1月，全球MPA面积约占整体海洋面积的7.6%，但高质量保护地比例仍旧偏低。

国内海洋保护行业实践

反观国内海洋保护工作，宏观环境总体呈现出向好趋势。除了“建设海洋强国”、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东风外，公众及私营部门也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 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逐渐觉醒，表现为对环保领域知识的学习、对海洋信息公开与知情权的关注，绿色可持续消费的诉求也较前几年有了显著提升；同时，私营部门开始以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有将其融入机构、打造更绿色的业务结构，也有对专业公益组织的捐赠或与其开展联合行动。

但是，国内海洋保护领域的公益行业实践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存在较大挑战：

挑战一：海洋保护领域内的社会组织整体实力较为薄弱

作为重要的海洋保护实践者，一线社会组织近几年涌现速度加快，但整体数量仍然偏少、机构规模偏小。据中国海洋环保组织名录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海洋环保组织仅202家，其中80%的机构不超过6人，近三分之一的机构资金规模在2万以内。《中国海洋环保公益行业发展研究2019》显示，仅有5%-10%的机构具备政策倡导、科研调查、能力建设的专业工作能力，因此目前社会组织广泛使用的工作手段主要是科普讲座宣传、志愿净滩与海岸线监测，专业性高、成效潜力大的工作手段普及率低。从涉及议题来看，相关社会组织的覆盖面偏小且同质化现象显著，分别有高达80%和61%的社会组织涉及了“海洋垃圾”与“海洋自然教育”两大议题。虽然行业出现了像智渔、青岛海研会、仁渡海洋和蓝丝带这样的区域性头部机构，但是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机构依旧屈指可数。

挑战二：公益机构与其他行业间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形成，无法完全契合海洋保护高度复杂、需要全面干预的特点

以私营部门为例，虽然私营部门在政策环境推动下已越来越重视海洋保护，但其投入更多是为了满足经营的基本需要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而非从整体海洋保护的需求出发。同时，学术及科研机构与公益行业的合作也较少，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指导或支持社会组织日常的保护的实践尚不充分。

挑战三：我国海洋保护公益投入目前仍以国际资助为主要来源，总资金池的增量潜力尚不清晰

据资助者联盟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海洋公益事业的总捐助承诺约为 4,660 万元，其中来自国际基金会的资助占主导，约占总额的70% 。未来几年内，国际资金在海洋保护方面的投入预计不会有巨大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不仅透支了一部分机构及个人的公益投入，也将“公共卫生与健康”放到了公益舞台的聚光灯下、吸引了海量关注与资源。同时，海洋保护在我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如2019年支持海洋保护的资金仅为同年教育领域资金的几百分之一。未来的资金投入能否有大的提升，犹未可知。

但可喜的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头部机构正努力创新与突破，让好的实践孵化、萌芽出来。

以目标驱动、共同应对海洋问题的“行动联盟”正在形成。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简称WWF）、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SEE）最近联合发布《黄海生态区海洋保护地倡议书》，旨在以六大倡议为起点、共同推动黄海生态区的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经获得了十余家行业组织、协会及专家个人的积极响应。

公益引领、撬动跨界力量的实践正在增加。例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简称桃花源）下设的海洋专项“蓝色倡议”就在2020年度新的资助周期开始时，提出了“1+1”（即1个高校或科研机构与1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执行一个项目）的创新资助模式，试图通过非限定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界和社会组织主动合作、共同探索协同预留出充分的空间，集腋成裘、促进问题的解决。

立足行业基础设施建设、需具备长期发展眼光的工作开始获得重视。例如，由仁渡海洋与合一绿学院共同发起的“浪花计划”，通过学习网络的形式，系统地开展对海洋环保从业者和创业者的学习支持，进而帮助初创期的海洋环保组织打下扎实的基础。而桃花源的“蓝色先锋”项目则着眼于海洋保护领域的基础人才发掘与培养，为行业的未来发展培育种子。

海洋保护工作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路漫漫其修远兮，值得我们上下求索、不断努力。

正如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上所讲的，

 “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彩蛋：每个人如何从小事做起、保护我们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