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德观察

社会组织应理性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明确需求在哪里，优先做好分内之事

任何一个商业机构、社会组织的存在，都是基于他们对社会需求的洞察：需求在哪里？我能否有效地满足需求？我的价值如何体现？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也不应例外。

只不过，在特殊时期，需求会一下子变得特别迫切、特别巨量、特别多元。而政府也被赋予了比常态时期更广泛的责任和权力。因此，社会组织需要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更加主动地进行需求评估和分析，从而更好地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从本次疫情来看，主要有两大类需求，我们称之为“面”的需求和“点”的需求。

面的需求是大规模的、存在共性的刚需，比如说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的需求出口在医疗机构，而医疗机构网络最好的统筹者是政府部门（如卫健委），那么对医疗物资的需求就应该在医疗网络内，由政府部门牵头将信息从下到上汇总，再从上往下筹集和分配相关资源。医护人员的调配、病患的收治、流行病学的调查也都属于同样范畴，更多是各级政府的任务，社会组织是没有能力和资源全面覆盖的。

点的需求也可能呈较大规模出现，比如病患看病的交通问题，社区防疫工作人手短缺的问题，特殊困难家庭的日常照护问题，人们因疫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这些需求不一定显而易见、众人皆知，解决这些需求也不是政府部门在疫情爆发时的首要任务，因此更需要社会力量去发现、去解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事件往往牵动了每个人的心，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抓住机会，从自身的使命出发，第一时间调研突发公共事件对目标群体造成的影响，有针对性地研发公益项目，而不是一味地随大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那些“博眼球”、但实际能力有所不及或偏离组织使命的事情中去。

不论是针对哪种需求，有效的协作能够让目标达成事半功倍

首先，解决面的需求一定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比如，政府可以统筹医疗物资的缺口统计和分配，社会组织可以帮助从更多渠道募集物资，商业部门则可以结合自身业务，在海外采购、仓储、物流等环节提供支持。

这次疫情是由卫健委体系来主导应对的，与负责自然灾害类事件的应急管理部不同，他们与社会组织间的协作机制尚未建立，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此次疫情中政社之间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分工合作。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在近期的访谈中提到一个建议，“跟政府对接，能有一个社会组织的一级代表的话，会是一个真正实现政社协同的非常好的途径。”

其次，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非常重要。基金会与一线行动组织可以在“募”和“用”上进行协作，前者筹钱筹物，后者打通最后一公里，优势互补，高效运转。这就要求在突发事件来临之前，基金会就已经在“网络化”建设方面有所准备。

比如，春苗基金会在本次疫情中，一边做事一边筹款，与复兴基金会、中欧校友总会、银杏基金会的银杏伙伴，“一呼一吸”志愿者小组，在地的志愿者团队等通力合作，善用各方的优势和专业特长，采购了大量制氧机、血氧仪等用于生命救助的重要物资，抓紧一切时间送至需求方，创造了好几次与死神抢时间的奇迹。

除了协作渠道的网络化，公益行业还需要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基石的更强大的“基础设施”

1、信息化：数据和信息的整合与共享

一个公开透明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帮助各方更加从容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包括对款、物、人的信息流进行自下而上的汇总，也包括需求一旦出现，实现从需求源头到终点的全程追踪。以某个医院或者某户家庭对口罩的需求为例，大数据平台可以清晰呈现需求被谁发起，需求由谁验证，口罩在哪里支付，从哪里发货，何时送达，甚至是终端用户对口罩质量的反馈。这样的信息回路可以更加高效地为资源拥有者和分配者提供决策依据，避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为项目执行方提供评估所需的数据支持，同时也为舆论监督提供更有力的工具。

我们呼吁社会组织的头部机构们，刻不容缓地构建公益行业信息化的体系，制订行业信息化的标准和指引，寻找技术型头部企业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在推进协作网络的同时推动网络的信息化，为参与网络的社会组织建设可信平台，为常态工作提供有效服务，并且推动平台数据资源与政府端相关平台的对接，为突发公共事件中需要“大统筹”的数据和信息共享打下基础。

2、专业化：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突发公共事件，如自然灾害，如流行疾病，都是不期而至的，考验的是常态工作中积累的功力，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近几年壹基金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均非常抢眼，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公众的信任，这跟壹基金多年来在全国不懈“经营”自己的联合救灾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在常态时期，壹基金也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支持网络内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既包括其所处领域的专业能力，也包括更为通用的项目管理能力等。

我们也呼吁更多有能力的机构将资源向一线倾斜、向社区下沉，为基层社会组织提供更稳定的资金保障和更多元的资金用途，让他们在常态工作中更好地积累和提升专业能力，从而也能够在突发事件中发挥更大的能量。